1、三省六部制最大限度追求“体制内的民主”

2、百家争鸣

1.百家争鸣中的“争鸣”

(1)天人之辩:孟子认为人性与天命相通,人性、天性都有仁、义、礼、智的特质。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强调天作为自然的客观性,同时“制天命而用之”,突出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动性。

(2)性善性恶之辩:孟子是性善论者,认为人性本善,品质之所以会变坏,是环境影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3)德治、法治之辩:法家强调国君依靠国家权力实行法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顺乎自然,儒家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天下。

(4)用兵寝兵之辩:墨子“非攻”思想,并不是一概反对战争,而是注意到了战争的正义性与否,儒家强调政治因素与民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

(5)义利之辩:孟子继承孔子思想,把义、利对立起来,荀子冲破儒家义利观樊篱,将义、利与社会现实相联系,认为对利的追求为人的本性,但要有度,用礼制约束欲望。

(6)“富民”与“富国”关系:儒家推崇民富先于国富,富民与富国有机结合。道家反对统治者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法家以富国立论,虽重视富民,但是以充实国库、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为目的。

(7)国家体制:孔子心中理想模式为西周分封制下的政治体制与国家结构,通过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严格划分来确立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道家主张松散的国家联盟,人民之间不相往来,法家主张专制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2.百家争鸣中的“共鸣”

(1)诸子立论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治理国家,重整社会秩序。(2)诸子坚持己见,思想具有排他性,主张思想统一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3)强烈的托古心态,以古老的传统、先圣先贤的名号,增强本派学说的权威性。(4)普遍主张立君为民、天下为公。突出强调君主存在的前提在于有助于实现天下苍生的福祉和利益。

4.百家合流: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

(1)理论上的合流。如荀子的礼法并施思想。

(2)实践上的合流。当时的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代的外儒内法。

5.儒、墨、道、法思想的本质

1.孔孟的以德治国方案的本质是道德救世。其途径是通过统治者及其附属的知识阶层榜样的力量,调动起人们心中向善的根基,使全社会都成为道德人,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和对外和谐。西周初年的“礼治”是他们心目中的德治样板。

2.墨子的以爱治国方案的本质也是道德救世,不过他的道德不是孔孟的忠孝仁义,而是全社会成员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之心。其途径是教育全社会成员都有“爱心”和爱的行动,建立政长系统和宗教信念以保证爱心的普遍实施,以爱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和谐。

3.老庄的“以道治国”方案的本质是理念救世。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们的心理变化规律都必须遵守,不可人为的予以破坏,这是他们的基本理念;为了追求人的精神自由,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必须遵守,这是他们的另一基本理念。遵守自然规律,实现“风调雨顺”;遵守社会规律,实现“国泰民安”;遵守心理变化规律,实现“心态平衡”,是他们社会和谐方案的基本内容。

4.法家的“以法治国”方案的本质是制度救世。其途径是制定法律,建立执行法律的行政系统,激励民众正当的争取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制裁民众有碍社会利益的行为,整个社会在权力制约下有序发展

3、宋代文官政治的形成

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官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1.原因

(1)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租佃契约关系日益普遍,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2)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

(3)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

(4)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表现:宋初最高统治者将兵权、行政权、财权集于中央,各路监司、各州的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以文人掌兵权,根除藩镇跋扈之祸。同时,宋初统治者又提倡文教,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节气,养好士风。“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是宋代基本国策。

3.评价 (1)积极:宋代文官制度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文官制度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

(2)局限: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冗费增多,财政拮据;容易形成党争;头重尾轻,地方凋敝。

4、唐宋变革

5、市民阶层的概念、影响

1.市民阶层概念:“市民阶层”主要是指平民等级中的商人与手工业者。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市民阶层所要求的商业社会的原则和封建传统体系产生冲突,既有经济基础的矛盾,又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从而影响到晚明社会的整体风貌。

2.市民阶层影响

3.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一般情况的认识

(1)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研究主要是对工商业者阶层的研究。

(2)对市民阶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有初步的认识,如认为:①中国古代的市民阶层只是集权专制体系中被统治的对象。②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③专制政府只允许工商业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④工商业者的力量在宋元特别是明清以后有所发展并努力寻求主流社会地位等等。

4、宋明市民文化

6、晚明大变局

所谓晚明大变局是指,在欧洲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及早期殖民扩张背景下,由中国江南经济发展及全球白银流动所引发的晚明到清初的经济、军事及文化变局。具体而言:

1.经济变局:包括江南早期工业化(江南地区形成相互紧密联系的核心经济体,且以“核心——边缘”的方式辐射全国其他地区及海外地区,农村与城市手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所占地位及比重的提高,商标品牌意识的出现)、白银内流(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西班牙控制的美洲与经葡萄牙、荷兰转手贸易的日本)、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及早期全球化的“丝—银贸易”。

2.军事变局:主要指以热兵器军事革命为标志的中外战争(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它是大国在东亚国际秩序权力真空条件下经济利益冲突的必然产物。

3.文化变局:主要指以经济贸易为媒介所引起的西学东渐。

中国江南经济、欧洲新航路开辟、白银、贸易与军事冲突等是这场变局的核心要素,也是高考的关键词。除此之外,晚明白银内流与隆庆开关;晚明白银涌入与张居正“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及江南农业作物向经济作物种植的转向;“丝—银贸易”下的江南市镇经济与奢侈风俗的变迁;白银引起的中英奢侈消费革命对比;白银涌入与女性地位的提升;白银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危机、移民运动、改土归流的因果关系等,也成为当前学术热点,极有可能在高考中出现。

7、明清时期中西方差异比较

8、古代雅典政权机构简表

9、世界的发现与世界意识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1.商业革命: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世界贸易范围扩展,商业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重商主义盛行,商业进步,出现价格革命(大量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导致货币贬值,封建贵族地位衰落,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兴起,农民更加贫困)。

2.物种交流:扩大世界物种的交流,农业技术传播和农业发展。

3.世界市场:全球性经济关系的出现,洲际贸易发展。

4.社会领域:疾病的传播与医学的发展,世界范围的移民和新民族的形成,世界人种的新分布。

5.观念和知识的改变:海洋观念,重视海洋权益。促进医学、地理学、天文学和航海技术等的发展,人文精神进一步传播。

世界意识

1.内涵:主要是指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评价本国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它强调一国在处理问题时应把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来思考问题。

2.具体内容

(1)世界整体意识。强调用整体史观去研究历史,而不是站在某一地区和国家的角度。1500 年以来,人类联系逐渐增多,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世界多样化意识。多样化的核心是人类文明多样化。(3)交流合作意识。各种文明要相互交流,互相帮助。(4)和谐关爱意识。人类应互相关爱,与自然和谐相处。(5)国际竞争意识。在世界分成国家、民族、地区的组织结构下,相互竞争不可避免。

10、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生产技术的飞跃:手工生产被机器生产取代,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大大增强。

2.国际格局的变化:亚洲迅速衰落,非洲日益贫困,拉丁美洲发展停滞,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逐渐形成。欧洲内部,较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德国迅速崛起,俄国、奥匈帝国和西班牙则逐渐衰落。

3.社会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领主成为社会的主宰,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工人阶级不满足自己低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奋起抗争,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分配方式的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主义运动兴起。

4.科技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普及,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一般民众大都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基础教育,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

5.社会生活变化:提倡消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勤俭节约,新的消费观念、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城市化成为一股历史潮流。

6.生存环境的恶化:煤炭大量使用污染了空气、水、土地等人类生存的要素,大大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威胁了民众的健康。

11、从朝贡体系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转变

一、“夷夏观念”

1.概念: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2.“夷夏之辨”在近代的嬗变

(1)从“夷”到“洋”的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中对传统的“华尊夷卑”思想的纠误,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2)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的表现。

(3)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辛亥革命期间“夷夏之辨”重新被提起,目标直指清朝贵族,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之后,在革命继续深入的过程中,民族革命、大民族精神被唤醒,即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形成。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外交体制的变化

1.1840年前清朝的外交体制:1840年以前,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涉外事务。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礼部下设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责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另外,鸿胪寺和军机处也参与对外事务。

2.晚清外交体制的变化

(1)专门性外交机构的设立:①总理衙门: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成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特设机构。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②南、北洋通商大臣:《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另有北洋通商大臣,其前身为1861年设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管北洋洋务等)。③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开阔了视野,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逐渐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谋取本国利益的策略。外务部则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制,制定了外交规章,重用受过西式教育与留学西洋的人才,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在选拔官吏时较为强调专业知识,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于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2)近代驻外机构的设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逼迫下,清政府允许各国在北京设常驻公使馆。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的领事馆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以后逐渐增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逐步完备起来,走进国际社会,对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保护海外华侨利益,密切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3.民国初期的外交改革

(1)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制定《外交部官制》,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养体系。

(2)在外交人才的选拔上,废除前清时期的保举制,制定了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把兼通一国以上外国语言规定为外交官录用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淘汰了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外交人员。

(3)在驻外使领馆方面,收回驻外使团的人事任免权,规定领事按年度编制预算交外交部审核,经费按月拨发,理顺了驻外使领馆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

三、晚清外交观念的转变

1.中西交往中的文书格式的变化。放弃“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这一样式很快被中英同类文书所仿效,成为其后清朝外交文书的重要范式。

2.中西方官方之间平等往来。以条约形式规定中西方官员间平等往来,如设立总理衙门作为外事管理机构。

3.对外派遣常驻使节。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先后派遣使臣常驻京城,以便直接与中国交涉。清政府开始遣使出洋,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遣使出洋的具体操作模式。1877年,郭嵩焘作为清廷向外国派出的第一位常驻使节抵达英国。

12、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发展

一、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涵

1.倡导学习西方。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潜心研究世界地理、历史以及研究西方社会的著作,开始了对富国强兵道路的探索。

2.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政治上,声讨腐朽政府的管理败坏,斥责当权官僚士大夫的昏庸和不作为。抨击文武官员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粉饰太平、征逐歌舞的丑恶。在经济上,指出土地兼并造成贫富不均日益严重。文化上,谴责科举制度的刻板禁锢,认为当今的八股取士千篇一律,严重限制考生的思维,毫无用处。

3.极力提倡改革弊政。对农田占有、西北边防、科举官制等提出“改图更法”的主张。尤其对弊端最严重的漕运、盐政、河工和兵饷等改革特别关注。在改革漕运方面,积极倡导以海运代河运。在盐政改革方面,实行“盐票法”,实行食盐自由运销,政府抽税。对于治理黄河、防治水害方面,主张以治为主,以防为辅,加强治理海口。兵饷问题实质是财政问题,经世思想家们提出“除弊”“节用”“塞患”“开源”等措施,强调精兵简政。

4.身体力行,振兴实学。经世致用思想家们不仅勇于批判现实,倡言变革,还身体力行,从事致用之学的研究,力图振兴实学,开辟学术经世的道路。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继承和发展了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他们对今文经学研究更加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

5.关注边疆史地问题的研究。一些经世致用思想家们,抱着爱国之心,潜心研究边疆史地,目的是要巩固边防,抵御外侮。

6.出发点都是救国自强。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为救国自强,沿袭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企图寻找救国之路以实现大同理想。爱国主义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主导。

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影响及其局限性

1.历史影响

(1)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学术学风的导向,为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底蕴。这种以务实革新的思想和求真求变学风为标志的“经世”爱国传统,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对西学的引进和传入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经世致用思想的扩展和延伸,使近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分化和改组,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2.局限性

(1)经世致用思想只是局限于当时少数知识分子中,并未获得清朝当局的认同和社会的广泛共识。

(2)经世致用思想家们虽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却未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也没能取得实质性效果。

(3)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人们在抵御列强欺凌和救亡图存过程中不断探索,寻求真理,但它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短视性、浅薄性,决定了它最终不可能作为一种先进的、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指导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一条御侮自强、救国救民之道。

3.“中体西用”模式在中国近代史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1)人们在思想上开始由“传统”向“现代”嬗变。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在理论上已确认了西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这也等于承认中学的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从而“礼仪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权威地位开始受到了动摇。

(2)动摇了僵化的传统教育体系。洋务派主张教育要务实,倡导益智救亡的教学宗旨。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农务学堂等,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经文之学,增加西方的算学、绘画、矿物、医学及声、光、化、电等西艺。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培养精通西艺的专才,这些教育变革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3)引起了晚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在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中,如19世纪70年代开始举办的轮船、电报、纺织、煤炭、采矿和冶炼等民用工业企业。都普遍采用雇佣劳动,他们不仅大量招募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获取利润的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明显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编辑：小徐